今年国庆在北京呆着。想起了2008年，我来北京的第一个国庆长假。时过八年，一些情景依然历历在目，回忆起来竟然有些感动。于是我打算写下来。

2008年的9月18日，从华为深圳总部培训完的一批新兵，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。那架飞机是我坐过的最大号，除了窗户两边的座位，中间还有一长排座。下了飞机，我和我们班的大副（华为新员工培训选出来的班长叫“大副”）还有几个新兵，一起坐上城铁13号线。地铁上我跟一个哥们聊，问他做什么的，他说做 LTE（直到六年后LTE才真正流行起来），我问是用 C 语言吗，他回答是，然后我就有一点不屑，心想 C 语言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可玩的了。毕业后的一年里我几乎都在写 C，《C专家编程》《C陷阱与缺陷》也都看完了，已经有点审美疲劳，所以一心想用 C++、C#、Python 这样高级的语言施展一下拳脚。后来的现实相当打脸，华为的 LTE 网络设备为上亿人服务，而我做的程序却只有极少人在用。

我们在上地站下的车，然后住在了单位临时安排的青年公寓，好像是六个人一间大房，条件比大学宿舍好得多。和深圳大蒸笼相比，北京已经进入了秋天，天很蓝，空气清澈微凉。我想那时候空气好可能是沾了奥运会刚开过的光。

一星期后，韩鑫也飞抵北京，他紧跟在我后面一期参加的培训。由于青年公寓只能短住，我们刚落脚就要开始找房子。大副想跟我合租，我要求带上韩鑫，于是大副、我、韩鑫三个人租下了上地东里小区的一个三居室。房子在一楼，两南一北三间卧室。大副要了主卧，剩一南一北两间给我和韩鑫。

谁住南屋谁住北屋，房租怎么分，韩鑫想出一妙招。我俩共同分担2000元的房租，只要一间房的归属定了，另一间房自然也就定了，于是我们像拍卖一样竞价北屋，只不过是价低者得。最后我叫出了850元的低价，韩鑫经过长考后放弃，于是自动选择了南屋，租金是1150。

搞成竞价模式，谁也捡不着便宜，谁也吃不了亏，韩鑫果然有经济头脑。不过若有机会再让我选一次，一定不惜代价拿下南屋。因为我在北屋患上了严重的咽炎，后来发展成慢性的。虽然不确定咽炎就是北屋阴冷所致，但我宁可多掏点钱就算买份保险。人年轻的时候别太在意钱，回头再看，什么都比那点钱重要。

我850元的房间里有一个大衣柜，打开衣柜门，衣柜门内侧镶有镜子，衣柜内的空间超大我只用了一小部分。旁边是一张小单人床，床和床垫都是我从旧货市场现买来的。这个北屋之前应该不是卧室，因为房东是个三口之家，爸爸妈妈和一个十岁出头的女儿。爸妈住主卧，女儿住朝南的次卧，北屋用来放置杂物。如今，我就是那个杂物。

房东一家是比较保守的北京家庭，男主人老李，是个温和儒雅的老会计。女主人胖胖的，话多，各种担心也多，怕我们不爱惜屋子。后来女主人知道大副把女人带来过夜，怒不可遏，说这大床以后她还要用让你们给弄脏了如何如何。虽然当时我们在我爱我家签约写的是只住3个人，但她这样的想法还是有些保守可笑。逻辑也怪怪的，她其实只嫌大副的女人脏，若换成只有大副自己，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在床上打多少次飞机她都未必在意。但要换成一个女的，只要在她丈夫的床上躺过，这床就得扔。得，中年妇女的心思你别猜，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。

2008年的国庆长假，我回了青岛老家，虽然刚到北京才不到两周。韩鑫得知我要回青岛有些意外，在小卖部买了一网兜玉米肠，泡面若干。我当时就知道他要度过怎样的七天了。

我回家的原因，是去见奶奶最后一面。去深圳总部培训之前，我在青岛歇了一个月，几乎每天都去海慈医院的5楼病房看我奶奶。当时已经癌症晚期了。我每天装作开心的样子，陪奶奶说说话，偶尔也讲讲奥运会上的事虽然她听不太懂。医院一楼大厅里有电视，也播奥运会。刘翔退赛时我正在那里，大厅里的人驻足在电视前，没有人说话。

回青岛见到奶奶，她的精神还可以，脑子也清醒。当时好像她已经清楚自己的病情了，不过也没跟我们明说，就这么互相瞒着，互相报喜不报忧。

我的双胞胎表姐也在北京，她俩和我一起回的青岛又一起回来。记忆中好像这是唯一一次。虽然逢年过节都会往来于青岛和北京之间，但很少同行。联系得也越来越少，上次见面是一年多之前了。我几乎忘了在北京，就在不远的地儿，住着两个我曾经十分亲近的亲人。

11月初我妈来电话，告诉我奶奶去世了，走的时间是10月31日。奶奶的遗体火化后，和爷爷安葬在一起。几个月后回家过春节，我和爸爸一起去成龙山给爷爷奶奶上坟。这时候的我，嗓子一吸到冷空气就咳嗽，工号从华为的143800变成文思的8600。站在爷爷奶奶的墓前，我点上三根香，低头说：“爷爷奶奶，我在北京挺好的”。